打工者在电子厂打工从年初到年末年复一年，其中的辛苦只有参与者才能体会，可最让人痛心的是我辛苦一年，自己的劳动成果却拿不到。辛苦了一年不就是过年回家那点钱，让一家老小高高兴兴的过个好年吗？

可是每到年关，部委出面帮农民工催讨薪资的新闻总会如期出现，这当然是对问题的高度重视，同时也表明这一问题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根治。仔细琢磨9部委的会议要求可以理出三个数字“硬杠杠”，即10人以上、7日内结案、人均涉案金额1000元以上——对于屡见不鲜的欠薪问题，部委更倾向于对群体事件的及时化解，而非从根源上破解这一顽疾。实际情况是，越是个案，讨薪越是无力。而9部委的“新政”，很难说不会加重这种无力感。

无论从法理还是公德层面看，农民工讨薪理所应当，但现实中被赖着不给的有之，被打的有之，正因此，讨薪越发成为一门学问。对于那些毫无社会资源的农民工而言，扩大影响以引起上级重视或舆论关注，无疑是一条无奈的捷径。那些爬上高高塔吊或建筑物楼顶的农民工，其讨薪其实并非毫无成本，稍有差池，性命不保。

虽然我不支持跳楼讨薪这样的过激方式，但对农民工讨回应得报酬这件事，必须有更为顺畅和高效的通道。如果讨薪变成了一门高深学问，必须由诸多部委规定“硬杠杠”，其艰难可想而知。

曾有领导抱怨讨薪农民工不懂法不守法，不愿通过劳动仲裁等途径寻求解决。如果站在农民工的角度想想，按月发薪资，天经地义，不能按时发放薪资，本身就是对法律的公然亵渎，可为什么这样的亵渎屡屡受不到监管部门的惩戒，反过来却要一再抱怨农民工呢？况且，劳动仲裁时间长、效率低、缺乏公信力，昂贵的讨薪成本又是多少农民工虚耗得起的？

农民工欠薪问题久治不愈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，资方潜意识中就将农民工的薪资计入灵活成本，而一些地方在解决此类问题时，往往只是安抚，而非基于法律层面的长治久安。记得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，就有沿海省份曾建议，通过减发缓发薪资方式，为企业减压“过冬”。

当农民工薪资成为资方保障自身利益的“橡皮筋”，农民工的利益自然难以得到应有尊重和切实保障。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，理应让每一位被欠薪的农民工，都能有尊严、方便、廉价地讨回薪资，而不是抓大放小。具体来讲，虽然离不开大处着眼，但更要站在农民工角度，对相关制度予以重新安排，即考虑对那些不能按时支付薪资的用人单位该如何惩处。